1939年10月,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(以下简称印尼)爪哇省的一个小镇,据我父亲讲,到我们这一代,我家祖祖辈辈已经在印尼生活了六代人。1958年6月,我从三宝垅中华中小学高中结业,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,我不顾家人的反对,孤身一人投奔祖国怀抱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,我们国家一穷二白,百废待兴,同时还遭到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;但是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全国人民靠着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精神,顶住了帝国主义经济、军事围堵压力,不仅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,经过短短的十多年,还研制出了“两弹一星”的奇迹,标志着向世界宣告“中国站起来了”!是的,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是站起来了。但是,由于当时奉行的是计划经济和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,年年岁岁斗来斗去,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,尤其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更是如此,市面上日用品紧缺,买什么东西几乎都要凭票,而且有些东西根本就买不到,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的提高。
1960年,我从印尼带回的运动鞋穿烂了,但在国内买不到,只好叫弟弟从雅加达买了Made in China的“回力”鞋寄来;我生来爱吃甜食,但市面上买不到糖,只有肝炎病人每人每月供应2斤沙糖,睡在我下铺的班长得了肝炎,我就经常用他的调羹“偷”他的糖吃,有时被他撞见了,他也不好说什么,只是“吃嘛吃嘛”了事,好在我小时候得了肝炎,不然,肯定要被传染。后来他休学了,我就叫弟弟从印尼把糖精夹在信封里寄来。物以稀为贵,1967年我托同事从昆明寄卖行买了旧的“牡丹”牌半导体收音机,花了180元——几乎是我三个月的工资!
从1964年9月到1979年6月,我每月的工资是67元,在当时的红河州内,在同级别的干部或科级人员中算是最高的;我太太的工资是41.64元,两人加起来还不到110元,几乎到每月的20号左右,离发工资的日期还有4、5天,全家的钱只剩下3~4元,我就拿0.84元买三包“金沙江”烟,然后把剩下的钱交给太太来安排。
1979年以前,我们绝大多数人真正的“无产”阶级,房子是公家的,就连我们睡的木床,用的方桌方凳也是公家的;那些拥有“三转一响”即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和收音机的,算是“富有”的家庭,绝大多数家庭拥有的唯一的家电就是手电筒。
改革开放后,党和政府奉行市场经济,以发展经济为中心,强调安定团结、共创和谐社会,工农业生产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,市面上的商品(无论是吃的、穿的、还是用的)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,只要有钱,想买什么都可以买到,人们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就拿我们家来说吧,1995年我们买了房子,接下来三个儿子先后成家,他们也各自拥有自己的房子,他们家里除了彩电、冰箱、全自动洗衣机外,还有电脑、智能手机和汽车。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,如今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而中国倡导的“一带一路”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等主张,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参与和认同,这就引起那些抱着“美国优先”、仇华、反华政客的焦虑,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加征关税,甚至在毫无证据情况下,动用国家力量切断美国企业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供应,对中国极限施压,妄图阻遏中国的发展。但是,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,有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,有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发展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,有巨大发展韧性、潜力、回旋余地,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充足的政策空间,我们完全有条件、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,事实证明: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打压,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是有限的。
2019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3.9%;而今年1~6月份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.3%,这在当今世界上是很高的发展速度,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力不容剥夺,中国发展的步伐不可阻挡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:“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,就能把一个全坎都迈过去,什么陷阱啊,什么围追堵截啊,什么封锁线啊,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!”
我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,有一位诗人曾写道:“想想昨天,看看今天,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好。”
最后,我还想借用《走进新时代》的结尾作为本文的结束语:“让我告诉世界,中国命运自已主宰,让我告诉未来,中国进行着接力赛,”“继往开来的领路人,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,高举旗帜开创未来”。